两个时代的警察

作者：苏赓哲

催泪弹是警察镇压暴乱的工具。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廷等发起的和平“占中”，因警方滥用催泪弹而激发出蔓延港九多处的雨伞占领行动。到今年的旺角之乱，警察没有用催泪弹，从而出现警棍棍长莫及挨砖头劣势。日前，警方又在警车上配备催泪弹。显然这种镇暴武器令他们陷入进退维谷境地。

不过警队因催泪弹惹来大祸，是1967年暴动的事。当时沙头角中英街有边境左派群众反英集会示威，警方施放催泪弹，意外射入华界，中方边防军认为这是严重挑衅行动，应予反击，中央同意由一队武装民兵越界进攻港方警察所，并由一个解放军团级机动部队向边境推进作后援。民兵向警察所及联乡会开火，打死5名警察。

杀警仇人顿变成须效忠的主人

67暴动期间，港英以火力锁死边境大陆民兵退路，埋伏在侧的共军以重机枪扫射，才得以掩护民兵退回华界，中方也死了两人。

沙头角驻军向中央提议“扩大战果”，周恩来请示过毛泽东，要让香港维持原状，才以“适可而止”中断军事行动。

这在香港史上是一件大事。97年主权易手后，香港警队人事照旧，但警方网页提及此事时，把本来的“共产党民兵”改为内地枪手。淡化当中蕴含的，对政权的敌意。作为统治者的鹰犬，昔年杀警仇人一夕间变成自己必须向他效忠的主人。社会学者只注意一般港人身分认同问题，其实警察怎样从这剧变中切换身分认同，自我调适，加耐人寻味。

外人可以管窥的是年初一旺角警民冲突，有入境处职员在手机网络煽动杀一警酬万元。这案件不大瞩目，但所用杀死“死差佬”字眼足以知道涉案纪律部队内部人员对警察咬牙切齿的仇视程度。当然更经典的内讧是，多年前在示威游行中披麻戴孝的徐步高杀警事件。徐死后被搜出的遗物，显示他杀警夺枪志在不小。这类暗涌在数以万计武装人员中只属偶然一现，但假如其志得逞，对管治秩序会产生极大震撼。

不过，整体来说，香港管治当局在消弭不利暗涌，扭转警队效忠对象的身分认同是“卓有成效”。在社会严重撕裂、官民对立日见严峻的趋势下，人们不难在警民冲突的场合，看到警察超越了“克尽厥职”的表现。

比较具代表性的，自是雨伞占领运动期间发生“暗角七警”殴打曾健超案和警司朱经纬乱棍追打途人背部事件。还有民间网络上存在不少示威者倒地不起仍遭殴打脚踢的录影。其中警察所运用武力已远过维持秩序所需，因此，有报道和评论都说并非“滥用警权”可以形容。不能形容的，其实是那股对反建制民众的深刻恨意。

“射不准却是无罪的”

一些冬烘先生评论这类事件时，喜欢引用1992年2月，柏林围墙倒塌两年后，原东德守墙卫兵因格亨里以射杀翻墙者被控告一案，去论述香港警察的“奉命暴力”。在那宗个案中，亨里以奉命开枪自辩，但法官在判决时说：“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射不准却是无罪的，当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自主权，这是你的良心义务。”

然而，香港警察对反建制民众所施行的武力，已非亨里案的执行任务所可比喻。电影《十年》感动得满院观众饮泣的情节，是警察施暴所流露的仇恨民众意识，使无言的婆婆只能用自焚来表达自己的绝望。

这种绝望在现实社会的总爆发，就是年初一晚旺角的暴乱。掷砖者不从事抢掠和破坏，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