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人类与机器人的爱情关系：也许灵魂之恋真存在

　　在2017年上映的好莱坞大片《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中，有一幕场景令人心碎。电影中的英雄、名为K的复制人在未来的洛杉矶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他生命中的一个亮点是极有耐心且富有同情心的伴侣Joi，他们在银幕上分享了许多深情的瞬间。但在影片中最揪心的一幕中，Joi却在宣布自己的爱情时被杀。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时，不禁泪流满面。



　　然而，Joi有许多不同寻常的地方。她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人工智能（AI）全息影像，被设计成为完美伴侣的形象。Joi从与K的互动中学习，并改变她的性格以适应后者的情绪。Joi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她只能存在于特定的全息发射装置中。当这个装置被摧毁的时候，她也随之毁灭。

　　Joi并非完全是科幻电影中的想象，现在许多公司都在试图开发现实版Joi。例如，日本公司Gatebox就在出售智能虚拟女友逢妻光（Azuma Hikari）。“她”是个全息AI，投射在圆柱形的管子里，它也想要成为人们的亲密伴侣。在广告中，我们看到Azuma Hikari用深情的语调叫醒她(男性)的用户，并在后者下班回家后和他打招呼。



（图注：Gatebox推出的智能虚拟女友逢妻光（Azuma Hikari））

　　逢妻光为越来越多的单身日本男人提供了模拟式婚姻生活，而且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支持，还有身体上的性爱愉悦。尽管这并不是Azuma Hikari的特色，但其他公司都急切地想要创造出机器爱人和性爱伴侣。

　　这是个值得欣喜的技术趋势吗？有些批评人士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声称，人类与机器人的关系是虚假的、虚幻的，是由商业驱动的公司强加给我们的感性把戏。他们还担心这些机器人伴侣如何代表真人，特别是女性，以及它们的使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与批评家们相反，我认为关于人类与机器人关系的主流描述似乎太过黑暗和反乌托邦。我们夸大了消极的一面，并忽略了与机器人的关系可以补充和加强现有人际关系的好处。

　　在《银翼杀手2049》中，K与Joi关系的真正意义有些模糊。他们似乎真的很关心对方，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觉。毕竟，Joi天生就是为满足K的需求而服务的，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不对称的。K拥有并控制着Joi，如果没有K的意愿，Joi将无法生存。此外，还有个第三方潜伏在暗处，Joi是由一家公司设计和制造的，毫无疑问，公司会从她的互动中记录数据，并时不时地更新她的软件。

　　这与爱情的哲学理想相差甚远。哲学家们强调，在任何有意义的爱情关系中都需要有相互承诺。这不仅以让你对他人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他们必须也对你有类似的依恋。机器人也许能够表达爱意，说和做所有正确的事情，但在这些方面是不够的。

　　正如荷兰埃因霍温大学的道德哲学家斯文?尼霍尔姆（Sven Nyholm）和莉莉?弗兰克（Lily Frank）所说：“如果爱情可以归结为某种行为模式，我们可以雇佣一个演员来‘走过场’。但是按照常规观念判断，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不管演员多么有才华。‘内在波动’才是判断双方是否心存爱意的关键因素。”

　　此外，即使机器人真的能够许下相互承诺，它也必须像英国行为科学家迪伦?埃文斯(Dylan Evans)在2010年所说的那样，能够自由地做出承诺。埃文斯称：“虽然人们通常都希望自己的伴侣做出承诺和保持忠诚，但他们希望这些事情是持续选择的结果……这似乎破坏了人类与机器人建立起有意义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机器人不会自己选择爱你，而是通过编程而被安排来爱你的，以服务于它们企业领主的商业利益。”

　　这似乎是对机器人与人类之间建立爱情可能性的强烈反对。但这些反对意见的说服力似乎在渐渐减弱。毕竟，我们还未弄懂是什么让我们相信，人类伴侣同样能够满足上述相互承诺和自由选择的条件？

　　很难看出他们的答案会是什么，除非他们经历了一些暗示过这些内容的行为模式，比如：他们表现得“好像”爱我们，就“好像”他们自由地选择了我们作为他们的伴侣一样。如果机器人能模仿这些行为动作，我们就不清楚是否有理由拒绝它们的“真挚情感”。

　　哲学家迈克尔?豪斯凯勒(Michael Hauskeller)在《超人类主义的神话》(Mythologies of Transhumanism)中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点：“很难看出这种爱应该包含什么，以及是否真的属于爱的行为……如果我们爱人的行为是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尊重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能够证明他们不是真的爱着我们。”

　　对于自由选择的担忧也是如此。当然，对于人类是否有选择的自由（而不仅仅是错觉），这方面本身都存在巨大争议。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相信我们的爱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持续承诺，那么除了相信某些行为的暗示，我们很难找到否认的理由。比如当我们难过或对他们感到失望时，他们显然愿意打破承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行为模仿超出了机器人的能力界限。

　　我们将人类与机器人的这种关系置于“道德行为主义”的标签下，它认为我们信仰的终极认知基础关系价值在于我们伴侣的可检测行为和功能模式，而不是在更深层次中存在的形而上学真理。对某些人来说，道德行为主义是一剂苦药。尽管豪斯凯勒等人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但我们可以举一个人机关系中的例子来从根本上予以反驳。?

　　豪斯凯勒认为，行为模式足以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类伴侣爱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行为的诚意。机器人的问题在于我们有这样的理由：只要我们对机器人的行为方式有另一种解释(即它是经过设计和编程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它的行为能表达任何东西。换句话说，1）因为机器人与人类爱人有着不同的发展渊源，2）因为它们最终是被他人编程(和控制)的，而这些人可能别有用心，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你和机器人能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点很难得到证明。除非你认为生物组织更有魔力，或者你是身心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的坚定信徒，否则没有理由怀疑一个行为上和功能上等同于人类的机器人不能维持一段有意义的关系。毕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们也是被更先进的文明所控制的，被安排彼此相爱。要逆向设计我们的程序可能会很困难，但这对机器人来说却越来越真实，尤其是当它们被编程、学习规则帮助它们理解对世界反应的时候。

　　第二个因素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来怀疑人类与机器人关系的意义，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如果真正让人担心的是机器人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并且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可能会背叛你，那么我们应该记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类似的风险。正如哲学家亚历山大?奈玛斯(Alexander Nehamas)在《友谊》(On Friendship）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脆弱的背叛往往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如此珍贵。

　　第二，如果人们担心的是所有权和控制权，那么我们应该记住，所有权和控制权是社会建构的事实，如果我们认为它在道德上是恰当的，它就可以被改变。人类曾经拥有并控制着其他人类，但我们(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最终看到了这种行为的道德错误。在拥有和控制机器人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的道德错误，尤其是如果它们在行为上与人类爱人难以区分的情况下。

　　上面的论证仅仅是对机器人爱人的哲学可能性进行了辩护。显然，为了实现机器爱人，我们需要清除许多技术和道德上的障碍。一个主要的道德障碍是机器人如何代表(或模仿)人类。如果你看看现在的机器人伴侣，他们似乎在关于爱的本质和性欲假设方面存在问题。全息伴侣逢妻光代表了对家庭主妇的性别歧视理想。在性爱娃娃和性爱机器人原型的世界里，情况更糟，我们看到女性物化和色情化的概念被表现甚至强化。

　　这让很多人感到担心。例如，温哥华专门从事网络责任的律师辛赞娜?古图(Sinziana Gutiu)担心，性爱机器人将女性塑造成性欲工具的形象。她说：“对于用户来说，性爱机器人看起来和感觉就像一个真正的女人，她被设定成顺从的模式……性爱机器人似乎永远都是绝不反抗的性伴侣……”

　　古图认为这将使用户能够“表演强奸幻想并确认强奸神话”。凯瑟琳?理查森（Kathleen Richardson）是德蒙福特大学的一名机器人伦理与文化教授，也是“反对性爱机器人运动”（Campaign Against Sex Robots）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她也有类似的担忧，认为性爱机器人可以有效地将女性塑造为可以买卖的性商品。

　　尽管这两种批评都把这种表象和更广泛的社会后果联系起来，但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却特别关注这些表象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辩论很像长期以来关于色情道德规范的争论。现在让我们把对后果的关注放在一边，考虑一下机器人爱人是否有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它们是否一定表达了对女性(或男性)的问题态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考虑象征性实践和人工制品是如何承载意义的。它们所代表的意义是它们内容的一个功能，比如它们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它们被其他人模仿的东西)，以及它们被创造、解释和使用的语境。当涉及到意义时，内容和语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一个语境中似乎带有冒犯性和诋毁意义的内容，在另一种语境中意义可能完全不同。

　　描述从属和统治关系的视频和图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带有贬义(例如，当主流色情内容的供应商生产和消费时)，但在其他领域可能有更积极的意义(例如，BDSM社区成员或“女权主义色情”支持者生产和消费时)。这对评估机器人爱人的表征伤害会产生影响，因为它们的内容和使用的语境都不是固定或一成不变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爱人当前的外观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在它们生产、推广和使用的环境中。

　　但这是有可能改变的。我们可以从“女权主义色情”运动的历史中了解到，色情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亚文化，认为色情作品不需要贬低或服从，她们可以在性自我表达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为了做到这一点，女权主义色情运动的支持者们采取了三种主要策略：1）他们试图改变色情内容，使其不总是吸引男性的凝视，从而描绘更多样化的活动和形式；2）他们试图改变色情作品的创作过程，使其更符合道德规范，并包容女性呼声；3）他们试图改变色情内容被消费的环境，建立女权主义性商店网络和讨论团队，以营销和解释这些内容。

　　在性爱机器人的案例中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策略。我们可以努力改变性爱机器人的代表形式，让它们包括不同的女性、男性和非二元体型，并遵循不会强化甚至促进负面刻板印象的行为脚本(预先编程内容)。我们还可以寻求改变性爱机器人被创造和设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鼓励更多样化的声音。

　　为此，我们可以参照在性爱技术领域表现很活跃的女性做法，包括辛迪?盖洛普(Cindy Gallop)，创办了网站MakeLoveNotPorn，最近还成立了针对性科技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基金；斯蒂芬妮?阿里斯(Stephanie Alys)是性玩具公司MysteryVibe的创始人之一，她对性爱机器人在人类性行为方面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计算机讲师凯特?德夫林(Kate Devlin)认为，性爱机器人可以让我们探索性行为，而不受人类的限制。

　　最后，我们还可以为性爱机器人的营销和使用创造更好的环境。这将需要围绕性别骚扰和不平等问题上提高意识，以及对与这项技术相关的代表伤害有更高的敏感性。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这无疑是一场艰苦的战斗，需要更多努力。考虑到这些困难，我们很有可能再次呼吁禁止生产此类内容，但这种审查不太可能取得成功。我们一直使用技术来达到性刺激和满足的目的，将来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关于机器人爱人所带来后果的争论可能会陷入僵局。对机器人代表危害的担忧常常会转化为对其后果的担忧。如果机器人代表或表达厌恶女性的态度，人们担心这些态度会在用户与真人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他们会倾向于性侵犯和暴力，不愿妥协，可能变得更加孤僻和厌恶人类。

　　显然，机器人爱人带来的后果将与它们是否可用的远景密切相关。如果结果是明显的且毫无争议是消极的，那么这将会强化它们可能代表的任何消极社会意义，并为我们提供阻止使用它们的充分理由。如果结果是明显且毫无争议的积极的(例如，因为它们的使用实际上阻止了真实世界的性暴力)，那么它们的消极社会意义就会被改变，我们可能有强烈的理由鼓励使用它们。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两种可能性中哪一个现在更有可能发生。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机器人爱人影响的实证研究，我们只能从类似的辩论中得出推论，例如接触色情内容对真实世界产生的影响，但这些辩论没有提供多少指导。在最近的著作中，我回顾了关于色情影响的研究，并发现总体情况是影响不明确：有些研究表明它存在有害的影响，其他人则认为没有，甚至有人认为影响是积极的。最重要的是，许多研究人员对当前研究文献的质量低下、往往带有偏见感到遗憾。

　　如果你看看其他的“媒体效应”辩论，比如关于暴力视频游戏的讨论，情况也大同小异。这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它表明，关于机器人爱人的后果争论可能会同样陷入争论和不确定之中。这并不令人惊讶：复杂的社会行为现象，如性侵犯或厌女症，结论可能过于武断，并受制于许多不同的语境和个体差异。

　　假设机器人爱人和其他人际交往行为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线性的因果关系，即围绕其使用和发展能有效地引导公共政策的行为，听起来可能是幼稚的。现实更加混乱，也不会那么有说服力。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反驳了批评者，并认为人类与机器人之间建立真正有意义的关系是可能的，而且这些关系的表征性和相应的危害可能被夸大了。我想以更积极的姿态来畅想人类与机器人伴侣之间可能的未来。

　　如果认为人类与机器人能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那么可以带来一种直接可能性。如果这是正确的，这意味着我们目前与人类关系相关的商品在机器人关系中也是适用的。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结果，因为它将使我们更广泛地分配这些关系商品。曼尼托巴大学的哲学家尼尔?麦克阿瑟(Neil McArthur)特别指出，有许多人被排除在与他人建立有价值的性关系的可能性之外。

　　如果我们承认性经验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有权利发生性行为，这应该被视为一个问题。此外，这个问题超越了性：人们也被其他关系商品拒之门外，比如陪伴和照顾。通过试图为每个人找到人类伴侣解决这种分配关系的不平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可能需要大规模的强迫行动，但也许可以通过机器人伴侣实现这个目标。

　　除此之外，总是认为机器人会代替人类也是错误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现有关系的补充。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理想是，我们应该在平等条件下建立相互联系。但这往往是不可能的。一方可能对另一方要求太多，导致另一方退缩或心生报复。这种动态会在某段关系中持续存在，并且此消彼长。因为有人在某段时间过分苛求，儿另一方在不同的时间则要求过高。

　　机器人伴侣可以通过提供第三方渠道来解决这些不平衡问题，因为它们对人际关系的破坏性较小，它们也不太可能被视为竞争对手。

　　最明显的假设是，机器人伴侣可以帮助处理欲望差异和两性关系的多样性需要。但是，同样的可能性也不仅仅局限于性爱范畴。人类、机器人和其他人类之间的“三合一”关系，可以缓解许多关系维度的紧张和压力。当然，这是否会发生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回应在亲密环境中机器人爱人的存在。正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马丽娜?阿德沙德（Marina Adshade）所指出的那样，机器人爱人普遍存在的一个合理的结果就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正常化，以及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位，更少关注性和情感的排他性，更多关注伴侣关系、共同规划生活等。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管我们怎么看待它们，人们几乎肯定会和更精密复杂的机器人建立关系。爱上机器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错误，有些形式的人类与机器人之爱可以补充和增进人类的关系。与此同时，有些关系可能具有社会破坏性。关键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而是我们应该容忍和鼓励什么样的人与机器人关系。

　　文/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法学院讲师约翰?丹拿赫尔